图/贺桐 受访者提供 文/贺桐
“把头发收拾收拾，精神点，像个年轻人的样子。”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个礼拜，王立彬得知自己将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，作为“重点保护”对象，在飞往洛杉矶的专机上，两米零三的王立彬第一次坐头等舱。从拒绝NBA试训邀请，到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地区漂泊十五年，从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，到中国篮协副主席，改革开放后，运动员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群人，陕西乡党王立彬，见证着我国体育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。
“最早接触篮球是看父亲打球，他嫌我累赘，不带我去，带我哥去。他们一出门，我就硬追着跑追上了。那场球印象特深刻，比赛前给切的西瓜，还给准备的桃和西红柿。呀，打球前能吃这么多好东西。小时候的事儿只能记住一两件，这就是其中的一件。”1963年，王立彬出生在河北，父亲在地质矿产系统工作，因支援西北建设，在王立彬小学一年级时，全家搬到了西安。在吉祥村小学，王立彬先后加入了文艺宣传队、田径队和篮球队。“还记得打完第一场比赛，我爸说我打球就像扑蝴蝶，蝴蝶在哪你就扑到哪。”
“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，但基层体育开展的非常好，大礼堂外面就是篮球场，无论是学校还是机关厂矿，氛围都非常好，只要有比赛就围得水泄不通。”王立彬说，“真正走向篮球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，我的身高比较高，参加田径比赛时，有的教练就看上我了。父亲也希望我能打篮球，每天拿着棍子逼我跑圈，从吉祥村到小寨一个来回。”1976年初，王立彬进入了李家村的陕西省业余体校，上学就在对面的86中。练了半年篮球后，王立彬就入选了陕西青年二队，“从李家村搬到了省体育场，那时候叫西北体育场，在省体育工作大队有了工资，有伙食待遇，有服装待遇。”
"第一次打球印象非常深刻，坐了一个月的板凳，负责技术统计，新组建的队伍，打谁都要输个二三十分，而我一分钟也没上过。”1977年3月，王立彬第一次出远门比赛，是在广西梧州。“坐火车到武汉三十个小时，再乘船一路南下，返程时先坐火车到广州，再坐汽车到郑州，从郑州才回到西安。家里头凑了80块钱给我，在广西梧州买了个皮箱和一些蔗糖，在广州买的柠檬茶和柠檬糖，80块钱又吃又喝就花完了，还跟队里借了15块，在当时这是很大一笔钱。”
从那之后，王立彬逐渐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。1980年进入国家青年队，第一次出国比赛，就在泰国曼谷赢得了亚洲青年男篮锦标赛的冠军。从国家青年队回来后不久，王立彬便接到了国家队的调令，接受专业训练未满四年，王立彬就正式进入了国家队。“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，这四年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。我们这一代运动员，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这一代，确定了在全国选材组建国家队，而不是谁赢得冠军谁来组建的模式。”王立彬说。
“接到调令，我立刻赶回西安收拾完行李，开好介绍信和转伙食的证明，去北京报到。”王立彬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赛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打了11场球，从北美洲的加拿大一路打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，像这样的比赛一年要打四五次。1980年，王立彬定做了一件西服，一双三接头的皮鞋，一件白衬衣，和三件当时最流行的花衬衣。“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，到了纽约曼哈顿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一天都见不着太阳，物质上的差距非常大。”
“我们队员之间都是相互理发的，直到现在我的头发都是自己剪，实在不行了才去理发店把后面收拾收拾。”在确定为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后，王立彬在当时国家队教练钱澄海的要求下，特意去理发店去剪了个头。在国家队的八年当中，王立彬打了363场国际赛事，出访了近40个国家。“包括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、1986年汉城亚运会在内，你能想到的所有赛事，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都是我。”
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，作为中国男篮的顶梁柱，当时的“亚洲第一中锋”，22岁的王立彬风头正劲，身手灵活能里能外。“85年左右吧，有朋友问我，想不想去美国打球。”那是世界篮球的黄金时代，驰骋NBA赛场的乔丹、巴克利与王立彬同龄，他们的海报后来贴满了中国少年的卧室。“想啊，怎么不想，就是不敢。”王立彬“敌我斗争”那根弦绷得够紧，“我就琢磨这家伙是不是想策反？不会是间谍吧？”1982年，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滞留不归，最后就成了国人心中的“叛徒”。
“去汉城之前，就听到了传钱澄海教练要下课，情绪激烈的有我在内的六七个队员，整支队伍人心涣散。”1988年，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。“报纸上出了我一条新闻，说王立彬不服从新教练的管教，连夜逃回西安，我就懵了。”之后，正值当打之年的王立彬落选了中国男篮。“在家里看着电视，眼泪哗哗地就流下来了。”
王立彬回到了陕西，带领陕西队保住了甲级队的资格。“这时候陕西队也出乱子了，队员要分房子，要涨工资，领导之前‘许的愿’兑现不了，改革开放也进入另一个阶段，南方的球队开始来挖角，一个企业、一个公司都可以到你省上的专业队来挖角。七个球员加教练八个人都去了东莞，工资翻了几番，还有房子分。”王立彬在好友的邀请下，决定去日本联赛打球。“咱陕西篮球就从这时候一下子垮了，我反对归罪于经济或是体制，我认为还是人的观念问题。
1989年6月，王立彬作为外援正式加盟日本五十铃汽车篮球俱乐部，成为中国篮球史上留洋的第一人，年薪七万美元，在那个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“手续办得是‘停薪留职’，出国深造，加盟的是日本前三名的球队，就是日本国家队主教练带的队伍，他们的长期目标是‘引进人才’，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归化球员。”日本教练要给王立彬当义父，起好了“小宾彬”这个日本名字，就等着他在收养协议上签字。“说实话给的条件非常好，但是心里头有抵触，这个抵触源于历史，父母那一关也肯定过不去。”
“1992年，我太太怀孕了，这个孩子如果要生在日本，要享受所有的待遇，那你就必须要入籍了，我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走，这个小孩不能生在日本。”得知这一消息，一支台湾地区的球队立刻向王立彬发出邀请，“他们跟我说，孩子生在台湾不也是中国人嘛。”这时，心系家乡的王立彬还跑回陕西看了看情况，发现整支球队班子都到了广东。“那一段时间，海峡两岸的往来非常少，在球队老板的运作下办成了居留，孩子就生在那儿了，就这样成为海峡两岸体育交往的第一例。”
在打球的同时，30岁的王立彬主动寻求转型。1993年，王立彬成为中国台北男篮助理教练，1998年，王立彬成为中国台北男篮主教练，率队征战曼谷亚运会。除去在ESPN（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）担任解说嘉宾，为各大电视台、报纸写球评，为企业做赛事推广、代言外，王立彬还开过餐厅、代理过红酒，还从事过两岸影视版权买卖，“除了在证券期货市场外，其他的基本都没赔钱，但学习到了很好的经验。”
“从当队员到当教练，我一直拿的都是最高薪，在媒体还有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，可我从没想过在外扎根，更重要的是心有不甘，我们发家致富是从陕西一点点干起来的，无论是在哪儿，我都在想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回到陕西。”2004年，当接到陕西东盛男篮的邀请时，王立彬没有任何犹豫，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回到故乡。“对我来讲钱不是问题了，要回西安就是真正回家，所以合同年限必须两年以上，你按照行情给我就行。我们的合约谈得很轻松，很快就签了。在ESPN的最后一场NBA直播结束，我从新加坡回台湾收拾完行李，就正式回到了陕西。这支球队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，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，美中不足的是球队最终还是卖了。”
“在我回来之前，对校园体育这些真的不了解，改革开放对体育的影响中有重要一条，就是‘体教结合’，这是起步于八十年代的事情，鼓励学校做高水平运动队。”2007年，卸职陕西东盛男篮主教练后，王立彬受聘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男篮主教练，带领该校男篮队伍征战CUBA，成为该联赛的一支劲旅。2008年，在成为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24年后，王立彬传递北京奥运火炬的西安站的最后一棒。
“陕西篮协的改组是比较彻底的，民间团体，民政注册，我是法人。”2015年，陕西省篮球协会在“管办分离”方面走在全国前列，人事关系在西北工业大学的王立彬作为“局外人”，成为陕西篮协新的“掌门人”，致力于推广、发展大众篮球工作。“这两年篮协的工作做得还可以，体育局给我们腾出来这一间办公室，之前一直在西安各处‘打游击’。”2017年，当姚明成为自中国篮协首位以社会人士身份出任的主席时，王立彬也被推选为中国篮协副主席。
不久前，在王立彬的极力推动下，世界篮球峰会在陕西西安举行，国际篮联秘书长鲍曼、NBA总裁萧华、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等篮球界大咖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未来世界篮球运动发展。“即便是2000年后王治郅去NBA时，舆论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再比如打网球的李娜。按老的观念讲，都是体制内培养的你，你怎么能不听我话，半路就跑了。而到了现在，周琦就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，越来越好理解了，这样的交流，对于水平提升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从1980年中国竞技体育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，从零奖牌到金牌榜第一，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。40年来，全民的体育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从最初的向往、追求到直接参与，体育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。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，没有改革开放，就不会有我们所取得的成绩。现在的环境好了太多。现在人们的观念也在一点点改变，从金牌至上到全民健身，中国体育正一步步走向正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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